8. 領導者的預見性
大凡領導者都期望工作進展順利，少走彎路，避免挫折，成效顯著，實現預定的目標。可是，願望終歸是願望，結果卻各式各樣，有的領導者如願以償，有的領導者事與願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從主觀原因上來檢查，有沒有預見性是重要的一條。
預見性對領導者來說至關重要。古人說：“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古往今來無數的事實證明此乃至理名言。歷史上許多有作為的政治家，被世人稱為有先見之明，先見之明也就是有預見性。膾炙人口的“定三分隆中決策”(《三國演義》第38回) 把諸葛亮的預見性描繪得淋漓盡致，令人嘆服。諸葛亮在隆中草廬中對劉備分析天下大勢，欲成霸業，應該“北讓曹操占天時，南讓孫權占地利，將軍可占人和。先取荊州為家，後即取西川建基業，以成鼎足之勢，然後可圖中原也。”在這個著名的決策中，既有戰略目標，又有戰略措施。劉備欣然採納，照計而行，後來果然建成了霸業。隆中決策，為蜀國創下了數十年江山。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當今科學技術突飛猛進，領導方式有了重大的改變。但是預見性的重要性沒有絲毫減弱。
毛澤東同志說過，沒有預見，談不上領導。在中國現代史上，毛澤東同志以雄才大略，富有遠見著稱於世。1938年5月，毛澤東同志寫的《論持久戰》，既是軍事著作，又是哲學著作。讀這部著作，使人視野開闊，目光遠大，思考周密，增長智慧。當時，日本帝國主義氣勢洶洶，瘋狂地對我國進行殘酷的侵略戰爭。大敵當前，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在侵略者的進攻面前，一再退讓、妥協，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反人民。在此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為思想武器，在《論持久戰》中，深入、透徹、精闢地分析敵、我、友三方面的情況，立足現實，展望將來，擺事實，講道理，有力地批駁了“速勝論”和“亡國論”，明確指出抗日戰爭將是持久戰，將經歷戰略防禦、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隨著時間的推移，構成決定戰爭勝負的條件將起重大變化。日本帝國主義將由強到弱，遭致失敗；中國人民抗日力量將由弱變強，最終贏得勝利。後來戰局的結果，證實了毛澤東同志的英明預見。
在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同志為中央軍委起草電報制訂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作戰方針，準確地判斷了戰役的發展及其結果，提出的作戰方針得到完全的成功，在世界軍事歷史上赫赫有名。全國解放的前夕，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科學地分析了革命發展形勢，指出階級鬥爭的新特點，預見到全黨面臨著新的嚴重的考驗，強調警惕糖衣炮彈的攻擊，語重心長地說：“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76頁。) 在1951年開展的“三反*”運動中，被處決的大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正是被糖衣炮彈打中的。所有這些事例，令人十分敬佩毛澤東同志具有深邃的洞察能力和科學預見能力，對唯物辯證法的運用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實踐證明，掌握唯物辯證法，可以科學地預測將來。正如列寧所說的，神秘的預言是神話，科學的預言卻是事實。
*七屆二中全會，於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省建屏縣西柏坡（今屬平山縣）舉行。(Wiki)
*「三反」「五反」運動是1951年至1952年間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展的兩場政治運動。(Wiki)
-「三反」為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
-「五反」為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
不可知論是科學預見的大敵。唯物辯證法是科學預見的基石。不可知論使人在未知的事物面前無所作為。唯物辯證法不承認世界上有不可認識的事務，而只承認有尚未被認識的事物。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人們的認識領域將會更加擴大，認識的程度將會更全面、更深刻，有可能作出更多的科學預見，這是由事物的本性所決定的。事物本身固有的矛盾運動決定事物的發展變化。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任何事物都是作為一個過程而存在，有其發生、發展和終結的歷史。事物的發展、變化，由量變到質變，由漸變到突變，是有序的，有規律的，而不是雜亂無章的。這都為我們認識事務，把握其規律，而作出科學預見提供了根據。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冬去春來，周而復始，人們掌握氣候變化的規律安排農事活動，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每年的降水量基本上是一個常量。如果春季雨水過多，就可能出現夏旱、秋旱，就要早作防旱抗旱的準備；如果春季雨水偏少，就有可能出現秋澇，要早作防洪排潰的準備。這種對自然現象進而對社會現象的深刻認識，可以有把握地作出比較準確的推斷，形成科學的預見。
科學預見決不能同先驗論混為一談。科學預見以馬克思主義為思想武器，先驗論則屬於主觀唯心主義的範疇。科學預見是人們對事物的規律性的深刻認識；而先驗論則是用頭腦製造法則、胡編瞎造的產物，根本經不起實踐的檢驗。科學預見來源於親自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付出辛勤的勞動，結出豐碩之果；而先驗論最省力氣，脫離社會實踐，全憑一己的內省，必然滑向宿命論和迷信的泥坑。
領導者要使自己成為目光遠大、富有預見性的人，必須在精通馬克思主義上下苦功夫。毛澤東同志說過：“我們的眼力不夠，應該借助於望遠鏡和顯微鏡。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就是政治上軍事上的望遠鏡和顯微鏡。”(《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96頁) 循著馬克思主義所開闢的認識真理的道路前進，我們就能堅持真理，發現真理，做好工作，造福人民。所以，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三屆五中全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是提高黨的工作的科學性、預見性的根本途徑。
領導者要加強自己的預見性，必須重視理論思維。恩格斯說過：“無論對一切理論思維多麼輕視，可是沒有理論思維，就會連兩件自然的事實也聯繫不起來，或者連二者之間所存在的聯繫都無法瞭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82頁) 毛澤東同志是善於進行理論思維的大師。他思考問題，高瞻遠矚，善於突破事物的表面現象，緊緊抓住事物的本質，並把歷史經驗上升到理論高度，作出科學的理論概括。毛澤東同志告訴我們，遇到問題要多問個為什麼，想一想是否真有道理。前一向，有些人崇尚跟著感覺走，足見其淺薄無聊。因為感覺只解決現象問題，不一定是可靠的，有時跟著感覺走甚至是危險的。只有以馬克思主義為行動的指南，才能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我們應該旗幟鮮明地批判一種錯誤的論調。某些“精英”由於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共產黨的罪惡目的，胡說 “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改革沒有理論指導，搞的是‘摸論’、‘燈論’、‘貓論’”。這完全是惡意中傷，信口雌黃！試問，鄧小平同志倡導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兩個文明”建設的理論，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理論，等等，不都是馬克思主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發展嗎？！不可設想，沒有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改革開放能夠取得如此舉世矚目的成就！而“精英”們鼓吹的“新潮理論”，不過是拾西方資產階級學者的牙慧。甚麼“多黨制”、“三權分立”、“赤字財政論”、“通貨膨脹無害論”，這些勞什子是為資本主義制度服務的，而對社會主義制度卻是水火不相容的。“精英”們逆歷史潮流而動，遭到慘敗是理所當然的。
領導者要加強自己的預見性，還離不開調查研究。調查研究，是正確認識客觀事物的根本途徑，是制定政策的基礎。通過調查研究，才能明瞭情況，胸中有數，把握現在，籌劃將來。不重視調查研究，預見性不強就會導致盲目性，盲目性正是不調查研究結的苦果。我們在工作上吃盲目性的虧可謂不少，三年“大躍進*”，盲目冒進，急於求成，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困難。以後出現所謂“洋躍進*”和經濟過熱，都是重犯急於求成的老毛病。前幾年農業徘徊，其實這種不景氣現象早已露頭，但是沒有引起領導者的重視，也沒有系統地進行調查研究，因而未能抓住時機，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自1984年農業獲得大豐收後，在一些領導和幹部中存在盲目樂觀情緒，認為農業過關問題不大了，放鬆了對農業的領導，對“無農不穩”、“無糧則亂”講得少了，抓農業的措施也不力了，有的地方出現拋荒現象。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統一了加強農業的認識，強調農業在國民經濟所處的極其重要的地位，地委、縣委以主要精力抓農業，增加了對農業的投資，提高了糧食的價格，派出大批幹部下鄉搞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和技術支農，對農業生產資料實行專營制度，制止和打擊在流通領域裡的投機倒把行為。採取這些措施以後，立刻見效，成果喜人。
*大躍進是於1958年至1960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生的試圖利用本土充裕勞動力和蓬勃的群眾熱情在工業和農業上不切實際地增產（即「躍進」）的社會主義建設運動。(Wiki)
*洋冒進，或稱洋躍進，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1977-1978年經濟建設中的冒進，以大量引進國外技術設備和大借外債為特徵。(Wiki)
預見性強，是領導者成熟的重要標誌之一。願所有領導者努力學習，勇於實踐，在加強預見性方面有長足的進步，建功立業，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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